“中国管理”要求研究本体问题和真问题；“全球视野”要求管理理论具有“顶天”特征，能够对管理科学做出贡献；“本土研究” 要求管理理论能够“立地”，要防止陷入认识论上的狭隘民族主义陷阱，避免问题和方法上的封闭倾向和自娱自乐的非科学倾向。因此，中国管理研究承载着一种神圣的使命，即用科学方法、全球视野和学术态度去研究中国管理问题，探寻中国管理的内在规律。

——包国宪

由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共同主办，《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协办的“ 中国管理国际学术论坛”于2010年6月23日至24日在兰州大学召开。来自美国、丹麦、瑞典、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2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位中国管理本土研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徐淑英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李平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周南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李明芳教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房晓辉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Verner Worm教授、清华大学罗家德教授、暨南大学孙东川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海舰研究员、美国西华盛顿大学张哲教授分别作了专题报告。

一、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必要性与发展方向

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管理学界简单学习引进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阶段已接近尾声，而基于中国本土进行管理理论的构建并对普适的管理学理论作出贡献，推动中西方管理理论的对话和最终实现中西管理学理论的融合将成为中国管理学者未来的使命和研究的主要方向。

徐淑英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管理研究中存在着仅选择西方期刊中的流行问题展开研究、应用现有的西方理论进行研究、对发表文章的关注超过了对管理学真理的追求和过于重视定量研究而忽视定性研究等问题，这必将导致我国管理研究中科学精神的缺失。

徐淑英教授提出将“关注情境”作为点燃科学精神的起点。在情境嵌入的理论中，情境构念作为调节变量，即“情境化”。情境特定的理论中，情境构念作为预测变量或结果变量，即“本土化”。“情境化”和“本土化”构成了构建“有关中国管理的理论”和“有关管理的中国理论”这两种不同的具体途径。她认为通过情境可以对有意义的中国现象进行中国式解释、详尽阐述现有的概念与理论、拓展并改善现有理论，要将“新想法、新理论和新实践”、“识别并解释独特的或最佳管理实践”和“论证科学的规范与价值”作为有科学精神的管理学者的责任，捍卫研究团体的学术道德，为全球管理知识的发展作出贡献。

徐淑英教授指出，西方的管理理论及管理研究中也存在诸多严重问题，例如西方代理人理论中人性恶的假设对管理研究与实践就危害极大。中国管理研究以前过于强调引进西方理论与方法，这虽然十分必要，但还远远不够。在目前的中国管理研究成果中有本土特色的很少，还没有被国际认可的中国管理理论，中国管理学界缺乏对全球管理学理论发展的贡献，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因此，徐淑英教授特别强调，如果说10年前中国管理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引进和学习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到了开展本土管理研究、提出中国管理理论的时候了。这意味着中国管理学者需要从单向地引进西方理论和方法或验证和修正西方理论转而进行自主创新，提出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并通过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和交流“出口”给全球管理学界，从而为人类管理知识的创造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中国人的贡献。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包国宪教授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管理国际学术论坛》的关键词可以概括为“中国管理”、“全球视野”和“本土研究”。“中国管理”要求研究本体问题和真问题；“全球视野”要求管理理论具有“顶天”特征，能够对管理学科作出贡献；“本土研究”要求管理理论能够“立地”，要防止陷入认识论上的狭隘民族主义陷阱，避免问题和方法上的封闭倾向和自娱自乐的非科学倾向。因此，中国管理研究承载着一种神圣的使命，即用科学方法、全球视野和学术态度去研究中国管理问题，探寻中国管理的内在规律。他认为，中国管理本土研究将经历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发展三个阶段。中国具有丰富的管理思想和卓越的管理实践，但如何使其转化为管理理论是当前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主要任务。

香港城市大学梁觉教授和西安交通大学李福荔博士认为，建立本土管理学有利于研究同一文化情境下的管理现象和行为，便于建立一套本土性的管理学知识体系并增强对理论建构与方法设计的自信心、批判力和创造力，也有助于深入探讨各种本土管理问题，以及描述、分析、理解和预测中国管理现象和管理行为。他们将本土管理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类型，广义本土管理学研究范围不限，研究方法广泛，而狭义本土管理学侧重于描述、分析和讨论特定社会、文化或群体中出现的管理现象和管理行为。

他们认为，应用于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单一文化本土方法和跨文化本土方法也可以用于本土管理学研究当中。采用单一本土方法时，研究活动必须着眼于当地被研究者与管理有关的行为、过程、机制等要素，而这些要素又根植于被研究者所处的情境之中。他们提出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四条路径，分别是：提出创新性、具有影响力及放诸四海皆准的想法和理论；单本土方法；跨本土方法和动态协同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其中，动态协同的跨文化研究方法适合于本土管理学，一方面可以从本土研究结果中为具有文化普遍性的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观点，进一步修正、扩展和完善这些理论，另一方面，文化普遍性研究可以突出本土文化研究中被研究者错过的重要理论构念和过程。

　　李明芳教授提出了三种本土研究概念的解释路径，并结合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一种概念解释是情境化，即将西方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实践，考虑中国的混合制度环境和中国文化的辩证系统思维、秩序价值、现实理性和长远观点特征；第二种解释是应用中国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构建理论以解决世界问题，即构建管理的中国理论，其特点是全局思维、自然导向、注重情境、容纳悖论、宏理论、架构导向和实践检验理论；第三种解释是情境化与构建管理的中国理论相结合。此外，李明芳教授提出，随着本土研究的深入发展和研究水平的提升，未来的学者们必将超越本土研究而对世界管理学作出贡献，其主要方法有：一是通过更深层次的情境化构建理论，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中西合璧，结合西方的科学方法和中国的哲学思维，同时，注重构建居于宏理论和中间理论间的本土理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亚军教授提出，只有缄默知识的不断融合才能进行知识创新，本土研究可在独特的问题和现象、独特的概念及独特的思维三方面作出贡献。他以中国战略管理研究为例指出，对中国本土重要而独特的战略问题的研究需要结合西方经典战略理论及研究方法、现有中外文献的批判性继承和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而中西融合是最终的方向。

　　张哲教授回顾了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及现阶段管理科学在各方面的广泛应用，提出中国管理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拓展应用领域、应用于宏观决策、提高决策者的认可程度，尤其是在未来应与中国哲学思想互补，发展本土的管理学。孙东川教授提出要创立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其基本途径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近为今用是重点，其含义是从我国近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以指导当前和今后的社会实践。

　　周南教授的演讲既生动又深刻，他通过自己求学、工作的切身经历和比尔·盖茨等西方人与中国交流和交往的案例，展示了国际化环境下人们国籍、身份的多元化特征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之间的交流沟通与相互影响。他进而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管理学者必须适应这种文化的多元性，通过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和沟通，为全球的管理学研究作出贡献。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李鑫博士认为，中国管理本土研究可以分为关于本土管理现象与思维的独特性研究和关于本土管理现象与思维的普适性研究，前者是要找出那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或者现有管理理论不能准确解释的独特的本土管理现象与思维及其形成原因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后者是要找出那些看似特殊但实则却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方面具有普适意义的本土管理现象与思维，然后将其理论化。李鑫认为本土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是从中国本土现象出发，采用比较研究方式；二是从现有理论出发，找到本土管理现象及思维与现有理论有抵触的情况，然后再试图提出新的理论用以修正或补__充现有理论。对于本土普适性研究，则要找出本土现象和思维所呈现的独特性，再深入研究发掘其可能具有的普适性成分，并将其普适性的部分进行理论化升华。

　　北京大学王馨和巩见刚基于全球视野和知识视角对个体本土管理学研究路径的演化进行了探讨。他们将个体管理研究者的知识分为情境知识、背景知识和眼界知识三个维度，认为个体本土管理学研究者如果拥有较强的背景知识，可以在中国管理理论上有所建树；如果拥有较强的情境知识，对于中国管理情境有敏锐的洞察，可以在管理的中国理论上有所贡献；眼界知识建立在较强的背景知识和情境知识的基础上，能够使个体研究者成为世界管理理论的创造者。但如果只有较强的眼界知识，而在情境知识和背景知识上较弱，除非能借助其他研究者的力量，否则研究者将一事无成。本土研究者只有树立问题意识、不断获取异质性知识并通过个体学习和与科学共同体的对话才能在中国管理本土研究中有所建树。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霍春龙博士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本土化研究的动力、内涵与进路，他认为推动中国公共行政本土化研究的主要动力在于实践的需要以及中国公共行政研究者高度自觉的反省和批判意识。他从公共行政本土化概念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公共行政本土化的研究目的以及公共行政本土化理论体系等角度界定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本土化的内涵，提出中国公共行政本土化研究有三个方面的进路，一是公共行政学者要树立本土化研究的学术自觉，二是要建立中国独立的公共行政知识体系，三是本土化研究需要根植于中国公共行政的真实世界。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袁兆亿博士认为，中国管理本土研究受到市场经济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本土文化环境的影响，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发展路径包括专业化、多学科交叉融合以及构建本土研究知识体系等方面。

二、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特色、范式与研究方法

　　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特色、范式及适用于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会者高度关注以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等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在建构中国本土概念和理论中的运用，同时也有专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

　　李平教授认为，西方理论不仅与中国实践存在距离，而且西方理论也不能完整地解释西方现象，因此有必要构建本土理论。本土研究应该具有独特的本土视角、独特的本土构念和独特的本土理论。他认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早期“洋务运动”告一段落，自主创新的本土研究阶段现在开始，以此建立管理研究的中国学派。

　　李平教授强调，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如何解决矛盾的现象和问题已经成为管理研究中最大的挑战。而在理论完整性和理论一致性必然产生内在矛盾的条件下，由于西方的思维模式过于注重理论的一致性，因而决定了西方不可能出现完整的理论。因此，西方现存的认知系统不足以容纳和解释矛盾的现象和问题，而中国的阴阳认知系统却由于其整体性、动态性和二元对立统一性为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希望。阴阳认知系统兼具冲突性和互补性特征，其相对性和动态转化特征能够解释任何冲突，尤其对解释多样性和统一性、全球化和区域化、变化性和稳定性等二元对立统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他认为，本土研究是利用中国优势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最佳途径，而阴阳平衡是研究复杂动态问题的最佳认知系统。阴阳平衡的认知系统与中国的语言文字有关，而中国的语言文字又与中国人用双脑思维有关。

　　李平教授和Verner Worm教授着重进行了中西方思维模式的比较研究，认为中西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绝对的和完全分离的机械思维方式，即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either-or），其特征是否认和回避矛盾；二是相对的部分分离的有机思维方式，即黑格尔的辩证逻辑（both-or），其特征是能够容忍和利用矛盾，却无法接受矛盾双方的共存，最终要解决和否定矛盾；三是同时具有以上两种思维方式的混合思维方式，即中国的阴阳平衡逻辑（either-and），其特征是承认矛盾双方的同时存在并认为矛盾可以对立转化，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双方的对立、转化和平衡。他们从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三个层面分别用逻辑符号描述了三种思维方式的逻辑关系，认为阴阳平衡思维方式既可理解和处理中国本土问题，也可理解和处理全球问题，是本土研究对全球管理理论研究的最大贡献。

　　李海舰研究员提出了“下位解”与“上位解”的概念并从传统文化层面、企业运作层面和日常生活层面三个维度对“下位解”思维与“上位解”思维进行了对比研究。他认为，“上位解”和“下位解”同时存在，互为补充，融为一体，其中包含着管理哲学思维和运作方法，在管理中要寻找问题的《上位解》，即用不等式思维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

　　江西财经大学吴照云教授和宋丽丽博士从哲学的视角深入反思和探讨了管理的人性假设问题。他们认为，人性假设问题是管理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管理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西方人性假设的发展趋势是从单一化研究走向多样化研究、从对部分的研究走向对整体的研究、从表层的研究走向深层的研究、从静态的研究走向动态的研究、从纯理论假设到更关注情境，但是西方人性假设理论对人性的理解具有抽象性、片面性、静态性且物性化地理解人性。他们认为，由于中西方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因而需要重建人性假设理论；人性具有历史性和开放性，因而需要发展人性假设理论；人性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因而需要整合人性假设理论。要从传统东方文化中挖掘丰富的人性假设的思想，丰富当前以西方人性假设思想为主的理论，构建和丰富东方人性假设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的管理理论。

　　与会学者对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以扎根理论、案例研究为代表的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必将对中国管理本土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吕力副教授认__为，“本土研究方法论之争”是“管理学学科属性之争”的延续，他提出了“元管理学”的概念，并从认识论本质、“实然研究”视角、“真”问题本质和“真”的标准等方面确定了其研究原则。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张永、孟鑫和邵建平教授认为，由于在文化、背景、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产生于西方的管理理论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非常值得质疑。组织行为学具有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复杂的特点，而扎根理论适合对微观的、以行动为导向的社会互动过程和复杂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以忠实于资料、理论的自然涌现、不断比较和资料收集与分析交替进行为主要特点，是组织行为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方法。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贾旭东博士运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广州、深圳城市基层政府的环卫服务外包为样本，研究了中国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动因问题，为研究中国情境下的政府行为提供了新的成果和新的视角。同时，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此研究，既为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也对中国管理本土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规范化作出了贡献。贾博士在本研究中还发现，在中国城市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存在着“公共服务职能的不完全外包”现象，这为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问题。

　　另外，李平教授提出了“阴阳案例研究法”。此方法可将西方现有的重大学术争论通过配对案例的比较研究产生新的更高层次的理论加以整合。

三、传统文化与中国管理本土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关系及传统文化对中国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影响是与会专家热烈探讨的问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中国管理本土研究中，既要高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运用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管理哲学思想，又要以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以西方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方式与西方对话，从而对人类的管理知识创造作出贡献。

　　成中英教授认为，中国哲学具有内在包含的人文主义、具体经验的理性主义、自然展开的机体主义、道德实践的实用主义和创化不息的整体主义特征，在“主体”、“感思”、“他者”、“自我”和“世界”五个维度与现代管理具有相关性。管理具有伦理目的，因而也能在中国哲学的自主性、认知性、管理性、治理性和化成性等层面上借重伦理的思想。

　　成中英教授介绍了他提出的管理的“C 理论”。“C 理论”中的“C ”包含变化（C h a n g e ）、文化（C u l t u r e ） 、中心化（Centrality）、创造性（Creativity）和相互关联（Concern）等方面。创造性的管理活动可以分为应用工具、操作技术、知识体系、价值判断和本体体验五个层次，其中包含

着管理科学思维和管理哲学思维，是“C理论”核心思想的具体体现，C系统具有循环和开放等特征。

　　房晓辉教授讨论了在跨文化管理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重大问题。他批评了霍夫斯泰德在文化“洋葱模型”中体现的静态认识，认为霍夫斯泰德等学者以往研究范式中所强调的文化价值观带有很强的国家特征，将复杂的文化现象分开并将其意识化，将文化差异视为灾难的来源，这些都不能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变化，尤其是国家文化的变迁。他提出，文化没有绝对差异只存在相对差异，健康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兼具全球和本土特征，而阴阳思维是研究国家文化的动态性的突破口。房教授将跨文化管理中的阴阳概念进行了量化。他认为，价值观与情境具有相关性并具有动态性特征，要在全球视野中整合、学习和应用。

　　香港浸会大学李骥教授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理论研究了组织变革问题。他们通过对具有文化相似性的香港和新加坡地区的组织分析，指出不同的组织战略只要能够在其环境中保持阴阳平衡就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他们将组织变革方式分为“阴战略”和“阳战略”，“阴战略”以缓慢、参与和非强制为主要特点，“阳战略”以快速、非参与和强制为主要特点。具体而言，组织演化为阴，组织变革为阳；组织结构中的被动因素为阴，侵略因素为阳；组织结构中的参与型目标设定为阴，强权型目标设定为阳。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组织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阴阳两种相互对立却互为补充的力量间的平衡，并受特定组织的环境变化和组织领导者的职位权力两个因素的影响。同时，李骥教授等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分析了领导失败的因素，指出领导的成功和失败并非截然无关，两者之间可以在特定环境下相互转化，阴阳模型可以解释领导成功与失败的具体过程和影响因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巩见刚和董小英副教授认为，西方对于企业家认知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研究较多，但对如何提高企业家的认知水平则着力不足。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家认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认知水平的提高不仅是一个学习和搜集信息的过程，还是一个自我修养的过程。西方管理所强调__的“资源配置”的正确与否、有效与否不仅仅决定于管理科学规律支配下的安排或者数学模型支撑下的优化，还应该取决于基于管理者内心的自我修炼、自我提升的管理者认知。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对于动态环境下管理者认知所提出的修养要求主要是谦虚谨慎之道、自我批判之道和欲望管理之道。

　　江西财经大学徐鸣教授认为，波普尔的“世界3”和老子的“三生万物”哲学思维为“资本分界”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石，他从经济哲学视角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徐鸣教授提出，现代企业资本包括以实体资本为一方的“阳资本”（物质资本）和以虚拟资本为另一方的“阴资本”（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运用阴阳结构模型可以较好地分析、界定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边界与转化关系并解释“资本分界”问题，他借助阴阳思维构建了资本太极图模型以解释企业的资本循环。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翁洪涛以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文献对我国现阶段养老问题研究的启示为例，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蕴含的古代管理哲学思想是中国管理本土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目前的挖掘和研究中，对传世文献特别是对包涵我国古代管理哲学和管理实践鲜活案例的典制政书、档案文书等的作用关注不够。

　　山东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杨明海教授重点讨论了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本土研究问题，他认为，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本土研究面临从专家式（家长式）管理模式向职业化管理模式的转变、从企业的信息化模式向信息化的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从企业主导型的资源分配模式向市场引导型的资源配置模式的转变和从日常事务性管理模式向项目化管理模式的转变。

四、本土情境与中国管理研究

　　基于中国本土情境，与会专家学者已经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并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罗家德教授研究了中国的跳槽人口和创业现象，以及“平台型企业”、“皮包公司”等具有活力的企业发展模式，由此引出和分析了中国的“圈子现象”。他将圈子定义为同时参与强情感交换和强工具交换的相对封闭的小团体，强调中国的“熟人关系”是圈子产生的重要原因。中国文化既非个体主义也非集体主义，而是从内到外用“家伦理”社会来扩充关系网，越往外层人情交换就越少，越往内层人情交换越多。因为圈子相对封闭，又具有很强的规范，使得圈子内部互相高度监督而不需要法律、规范和科层。圈子内的每个人都在组建自己的圈子，是自己圈子的核心。罗家德教授强调，圈子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激励理论。情感交换是中国文化下个人职业活动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在累积人脉以达成“关系合约”，也就是说情感交换是最重要的工作动机。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李少惠教授研究了地域文化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影响，她认为，地域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影响着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域文化影响着中小企业集群内人们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倾向；二是地域文化影响着中小企业集群模式的生成；三是地域文化从发展意识、规制意识和服务意识等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制度供给；四是如果没有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替代，中小企业集群会走向衰落。李少惠教授建议通过将地域文化中的显性内容演变为中小企业集群中的正式制度性安排、将地域文化的隐性内容培育成中小企业集群文化、均衡建设中小企业集群内外部制度等手段使地域文化成为促进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动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曹仰峰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春波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宋继文副教授基于中国本土文化背景，研究了高绩效团队领导者的行为结构并对此进行了测量。其研究以10个高绩效团队为研究对象，对团队上级领导、团队领导者、团队成员等共计75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同时，对168位来自其他高绩效团队的成员进行了开放式问卷调查。遵循文本资料的分析和编码程序，结合有关文献形成了高绩效团队领导的行为项目。然后，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内部一致性分析等方法对行为的结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高绩效团队领导行为包括品德魅力、目标管理、员工激励、鼓励创新和获取支持等五个维度，这个五因子结构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体现了团队领导者承担团队内部领导角色和外部领导角色的行为。研究还发现，和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家长式领导等行为理论相比，高绩效团__队领导者的行为内容更加丰富，这些行为更好地解释了团队领导者创建高绩效团 ……